古籍文献研究中的“汉籍”
摘要：在现代文献中，“汉籍”一词出现频率颇高，却罕有辞书收录之；学术界均以“汉籍”指称中国典籍，然此义项非中国固有。在中国语境里，扬雄《方言》最早使用“汉籍”，尔后从魏晋至隋唐，再经宋元至明清，汉籍即“汉代典籍”之义项传续千有余年。在日本文脉中，“汉籍”相对“国书”指中国书籍，相对“和书”泛指汉文典籍，又相对“佛书”专指儒学经典。现代汉语中的“汉籍”，既传承古汉语基因，又吸纳日语词血液，熔铸出一个新词——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，还涵盖佛经及章疏乃至简帛、碑刻、尺牍、图赞之属。当今方兴未艾的“域外汉籍”研究，论者各自定义、随意取舍，呈现种种乱相。若从“汉籍”乃中华文明结晶推演，“域外汉籍”应定义为凝聚域外人士心智的汉文书籍，是在中华文明浸润下激发的文化创新，构成东亚“和而不同”的独特文明景观。
以汉唐为标帜的中国文化，曾经惠及四邻、泽被东亚，由民族文化发展为区域文化乃至国际文化。时逢中华民族崛起之盛世，际会传统文化复兴之佳季，追寻汉风唐韵之海外流绪，大致可分三个层次：（1）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；（2）中国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影响；（3）中国文化激发域外文化的创新。
中国文化对域外的影响，由衣裳而化为肌肤，再溶为骨骼与血肉，是个由浅入深、由表及里的历程。因之，我们的研究不能浅尝辄止，停留在第一层次，或踌躇于第二层次，应该深入至第三层次，最大限度地拓展中国文化的国际化意蕴。
书籍之路
大而言之，中国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，前者以丝绸为典型标志，在东西方之间架构起“丝绸之路”；后者以书籍为主要载体，在东亚地区开辟出“书籍之路”。尤其在中日之间，由于大海阻隔和官方交通短暂，近代以前人员往来极度稀少，书籍遂成为日本汲取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。
以书籍为主线追踪中日文化交流史事，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前期工作。比如，北京大学严绍璗的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（中华书局，2007年版，获教育部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），搜括日本蒐藏的中国古籍万余种，属于第一层次经典；再如，王勇主编的《中日汉籍交流史论》（杭州大学出版社，1992年版，获教育部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），考索中国典籍对日本的多维影响，归为第二层次作品。至于第三层次，虽然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熏陶，历代学人用汉文撰写了大量书籍，其总量或以万计，却尚未见规范整理与系统研究
中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显示，书籍之路并非中国文化一味输出的单行道；五代开始的“佚书回流”，证明这是一条互有往来的双通道；倘若从东亚全局来考察，或许称之为“环流”更为贴切。亦即在东亚区域内，书籍交流呈现循环往复、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立体样态。
进而言之，文化交流的真谛，不仅在于传播的广度，更体现在影响的深度。以书籍为例，域外人士通过阅读中国典籍而受其熏陶或获得灵感，遂激发模仿与创新的欲念，取范汉文形式以吐露本民族心声，营造出崭新的文明景观。这既是书籍之路在空间的拓伸，也是中国文化国际化意蕴的展现。近年“域外汉籍”研究的勃兴，说明学术界开始关注这一领域。
域外汉籍
“域外汉籍”研究的兴起，至今不过30年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多次举办“中国域外汉籍”国际学术会议。此风气之先乍开，“以往汉学家们不曾注意，或是根本生疏的”领域，骤然引起国内学术界关注。这一时期，台湾学者开拓甚勤，造势最力。如林明德编《韩国汉文小说全集》（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，1980年），陈庆浩、王三庆编《越南汉文小说丛刊》（法国远东学院，1987年），加上其后王三庆编的《日本汉文小说丛刊》（学生书局，2003年），为“域外汉文小说”研究奠定基础。
大陆方面虽起步稍晚，但从90年代开始迎头追赶，一批具有外语背景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垦荒者行列，他们与国学各分野专家合作，推出一系列原创成果，此为第一期；进入新世纪呈后来居上之势，无论研究思路抑或涉猎范围以及成果数量和质量，逐渐占据学术制高点并引领学界潮流，是为第二期。下面依次简述之。
首先是第一期。1989年杭州大学成立日本文化研究中心，研究重点定位于“以书籍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”。1990年陆坚、王勇主编《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》，提出以“汉字文化圈”为视域之汉籍研究应具备三要素，即“海外佚书”、“中国典籍的影响”、“域外典籍”；1992年王勇主编《中日汉籍交流史论》，倡导“汉籍宏观研究”，设专章探讨域外的汉文典籍；1997年王宝平编纂《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》，收录总数达2671种，基本网罗了留存中国的日本汉籍；加之，2004年王勇主持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项目“中国翻刻的日本汉籍”，成果汇编成《中国馆藏华刻本目录》，收录书目376种。在此基础上，王勇提出“书籍之路”构想，力图构建东亚文化交流新模式
其次是第二期。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域外汉籍研究所，自2005年张伯伟主编的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》陆续问世，把域外汉籍研究推向一个高潮。会议方面，2006年浙江工商大学与日本二松学舍大学“日本汉文学研究”国家基地联袂举办“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”国际学术研讨会，来自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英国、比利时、泰国、越南的国外学者达41名，“域外汉籍”成为东西方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；2007年南京大学召开“域外汉籍研究”国际学术研讨会，国内外80余名学者汇聚一堂，探讨涉及“域外汉籍”方方面面的问题。项目方面，2002年上海师范大学孙逊领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域外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”，2006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主持的“域外汉籍珍本文库”列入国家“十一五”重点出版工程。文献整理方面，2008年人民出版社与西南师大出版社联手打造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，201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《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》，2011年《域外汉文小说大系》、《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》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刊印出版。研究著作方面，王晓平著《亚洲汉文学》（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）、王勇等著《中日“书籍之路”研究》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3年）、吕浩著《篆隶万象名义研究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）、金成宇著《域外汉籍丛考》（中华书局，2007年）、张伯伟著《东亚汉籍研究论集》（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，2007年）、王勇编《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9年）等先后问世。
由此可知，域外汉籍研究发轫于台湾而盛行于大陆，由小说为主而扩展至经史子集，从学术兴趣而提升至国家行为，从而催生出一门崭新的学科。
仁智各见
“域外汉籍”作为一门交叉学科，虽然诞生伊始，但已呈显学之势。各路精英学术背景既不同，概念定义自相异。
比如，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在1987年12月刊行的首届会议论文集中，开宗明义归纳会议的三个主题：“（一）有关中国域外汉籍的流传、出版与版本等问题的；（二）有关中国域外汉籍现存情形与研究概况等问题的；（三）有关中国域外汉籍史料价值以及中国与亚洲各国当年关系等问题的。”
再如，王勇于1990年撰写的《汉籍与汉字文化圈》一文，对“域外汉籍”诠释如下：“汉字文化圈诸国在摄取和消化中国文化的同时，历代留下大量汉文典籍，这些出自域外人之手的汉籍，不断丰富着汉字文化的内涵。域外汉籍至今仍是一座有待发掘的宝库，其中蕴藏着令人惊叹的汉文化遗产。……域外汉籍既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，又与本土文化血肉相连，这无疑是汉籍研究的一个全新的领域。”
然而，进入新世纪以后，随着域外汉籍研究渐成气候，吸引各专业学者参与其中，尤其是文献学、历史学、文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，依托自身擅长的专业对“域外汉籍”作了独到的释义。
首先，南京大学中文系张伯伟教授，他把域外汉籍概括为三类：“1.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，这些人包括朝鲜半岛、日本、琉球、越南、马来半岛等地的知识人，以及十七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；2.中国汉文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，比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和刻本、朝鲜本、越南本等，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、注本和评本；3.流失在域外的中国汉文古籍。”
其次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所主持编撰的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，其《编纂凡例》也框定了三部分内容：（1）中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；（2）域外翻刻、整理、注释的汉文著作；（3）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、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。
两相比较，虽然排列秩序有所不同，“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”、“域外刊刻抄写的中国典籍”属于基本相同义项，而“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”则稍有不同，即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收录本限于“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”。我们从“域外汉籍”作为独立的学科、新辟的领域来考量，上述定义尚有值得商榷之处。
先说“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”。中国典籍至迟在两汉已然形成专学，从汉儒到宋学再朴学，数千年来师承有序；由校雠及训诂至考据，学风蔚然成型。这里所指的“域外”，仅仅是个空间概念，以此类推的话，既然同一本书籍按收藏国而别为“日本汉籍”、“韩国汉籍”、“越南汉籍”等，那么是否也可按存放地而分成“北京汉籍”、“浙江汉籍”、“福建汉籍”等等？窃以为同一种书因分置不同地域，不足于将其另立门户。而且我们知道，有些域外汉籍如静嘉堂的“皕宋楼”旧藏之类，是近代甚至现代才作为商品流出海外，作为“中国汉籍”研究才顺理成章。
再说“域外刊刻抄写的中国典籍”。张伯伟提到包括“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、注本和评本”，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还增加了“注释”本，即所谓的和刻本、朝鲜本、越南本之类。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《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》，中国典籍在日本刊刻，分和刻本与翻刻本两种，原书的白文再刻本属翻刻本，再刻时添加训点、假名则为和刻本；日本再刻时添加的音符、旁批、夹注等超过一定限度，或书名冠以“改订”、“增补”、“景印”之类，一概算作“日本汉籍”。以此论之，和刻本大抵居于中国汉籍与日本汉籍之间。然而，据笔者经眼，有些冠以“景印”而归为“日本汉籍”者，本文一如原书；有些书名照旧而划入“和刻本”者，不仅增加序跋，甚至增删作品或添加图版。因此辨别困难，不妨单独立项为宜。
最后谈“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”。按照长泽规矩也的界定，日本人的意匠融入和刻本且达到一定数量，即可将之归为日本汉籍；这与国内部分学者把“选本、注本和评本”乃至“注释”本，一并划入和刻本范畴，显然不尽相同。笔者曾参与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项目，在中日两国公私图书馆查阅和刻本多年，时有发现在日本人刊写的中国书籍中，注释、批语、考据的文字往往超过原书，如果按现代行规排版，或许可算作一部新书，与仅仅为了助读原文而添加训点、假名的和刻本迥然相异，因而长泽规矩也的界定不能漠视。倘若这类书尚有商榷余地，那么完全由域外人士用汉语撰写的书籍，归入此类当无疑义。至于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所称域外汉籍限于“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”，从内容的角度看，数以万计的日本汉文典籍，基本多属中日文化交融的结晶，欲分辨是否“与汉文化有关”，几乎不太可能。
在上述三种“域外汉籍”中，张伯伟认为主体是第一类，即“域外人士用汉文撰写的各种思想、历史、文学、宗教、艺术等方面的典籍”，这也是笔者主张应该重点研究的第三层次。如果将留存海外的中国典籍比喻为“衣裳”，和刻本类乎“肌肤”，那么日本汉籍相当于“骨骼与血肉”——虽属日本土生土长，但隐藏着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。
“汉籍”新释
如前所述，“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”之“域外”，是个空间定语，表示“汉籍”的存储地；“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”之“域外”，是个行为主语，表示“汉籍”的创作者。前者重在“汉籍”，后者要在“域外”，两者不可等量齐观而置乎同一平台。既然这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，我们不妨在时空轴中为之重新诠释定义。
“域外汉籍”诞生不久，业外人士或许觉得陌生；至于“汉籍”两字，大概都耳熟能详。其实“汉籍”的古义，失传已久；而现在使用的概念，有可能是近代舶来之物。笔者曾探其由来，先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、《古汉语词典》，继翻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，再阅《中国古文献辞典》、《康熙字典》，均未见收录。追踪至《汉语大词典》（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，1993年）、《中文大辞典》（[台]中国文化研究所，1968年），终于如愿以偿，但释义颇令人意外。如《汉语大词典》有两个释项：（1）汉代典籍；（2）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称中国汉文典籍。
也就是说，“汉籍”的原义指汉代的典籍，犹如“唐诗”指唐代之诗、“宋词”称宋代之词，此处的“汉”是朝代名而非国家或民族名。《中文大辞典》在此义项引《宋书•历志》：“远考唐典，近征汉籍。”这是祖冲之上表文中的一段，以上古之“唐典”（如《尚书》中提到的“虞书”、“夏书”、“商书”之类）对应近代之“汉籍”。据笔者考索，最早的用例大概出自汉代扬雄《答刘歆书》：“其不劳戎马高车，令人君坐帏幕之中，知绝遐异俗之语，典流于昆嗣，言列于汉籍，诚雄心所绝极，至精之所想遘也夫。” 这个义项传承至唐宋，元明以后日渐式微，迨及近代而遭遗忘。
大略在古汉语“汉籍”逐渐消亡之际，日本词汇“汉籍”传入中国。推想开始仅在涉日人员等小范围流通，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则是比较晚近的事了。比如，清人姚文栋在《答近出东洋古书问》中提到日本富藏中国古书，“而明治维新以后，西学兴而汉籍替，世禄废而学士贫，将不能保其所有，其流落归于撕灭者，翘足可待也！”再如，清末大儒章太炎在《文学略论》中责难日本学人读书偏颇：“日本人所读汉籍，仅《中庸》以后之书耳，魏晋盛唐之遗文，已多废阁。至于周秦两汉，则称道者绝少，虽或略观大意，训诂文义，一切未知，由其不通小学耳。”考两人行实，姚文栋1881年曾出使日本，章太炎自1899年多次东渡，他们以“汉籍”指称中国典籍，显然带着些日本学界的色彩。
在日本语境中，“汉籍”大致有以下几个义项：（1）相对“国书”（日本人撰写的书籍）而言，指中国人撰写的汉文典籍，这是狭义的；（2）相对“和书”（用假名撰写的书籍）而言，包括日本的汉文典籍，这是广义的；（3）相对“佛书”而言，指佛学以外的汉文书籍，尤其指儒学典籍。举例说，日本人读“汉籍”，多用长安一带的“汉音”，诵“佛经”则多用江南一带的“吴音”，两者泾渭分明，绝不混淆。
然而，这个词汇一旦在中国落地生根，马上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，与日本“汉籍”的原义渐行渐远。姚文栋所言“汉籍”，相对于“西学”著作；章太炎所言“汉籍”，接着“彼论欧洲之文，则自可尔，而复持此以论汉文。吾汉人之不知文者，又取其言以相矜式，则未知汉文之所以为汉文也”文脉，也与西学有关，已非日语“汉籍”之原义。时至今日，中日两国学者聚集一堂谈论“汉籍”，往往南辕北辙，甚至产生摩擦。
概言之，中国目前使用的“汉籍”，既传承古汉语基因，又吸纳日语词血液，经扬弃而创制出一个新词——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，还涵盖佛经及章疏、变文之类，甚至有人建议将简帛、碑刻、尺牍、图赞之属，凡传递汉字文化信息之载体尽纳其中，以构架面向未来的新汉字文化圈。
国际视野
如上所述，在中国语境中，古代称书籍为“书”或“典”或“籍”，而冠以“汉”字而言“汉籍”，祖冲之是为区分上古之“唐典”，扬雄或有意峻别于新莽之“新籍”（参照前引张震泽《扬雄集校注》）；在日韩语境中，日本学人言“汉籍”是在自家的“和书”出现之后，朝鲜半岛称“汉籍”乃为对应本国之“韩籍”。由此可见，“汉籍”概念萌生的契机，前者是在时间上被相对化，后者则是在空间上被相对化。
中国传统的汉籍研究，习惯在时间序列中上下求索，而当吾人视线指向空间，蓦然发现其外延早已扩伸至域外，“汉籍虽发源于中国，但已非中国所独有”。这门千年传承、百炼成型的“国学”，正演变为学科交叉且跨越国界的“东亚学”甚至“国际学”。从“汉籍”到“域外汉籍”，正昭示这一趋势。
然而，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，均必须构架严谨的学理基础；尤其是一门国际性学科，获取相关国家学人的共识，亦属必不可缺之前提。这里仅就“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”之范畴略加探讨。
张伯伟主张所谓“域外人士”，包括“朝鲜半岛、日本、琉球、越南、马来半岛等地的知识人，以及十七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”。韩国留学生朴贞淑撰文与乃师商榷，指出东亚知识人的汉籍与西方传教士的汉籍不能相提并论，理由是“第一，从文化主体的立场来看，前者是参与汉文化圈的周边国家的文化产物，而后者却不是。第二，从文字的性质来看，前者是汉文化圈的共同语言，而后者只不过是当时的白话而已。第三，两者所撰写的主要目的也明显不同”。
此番言说颇值得倾听，但也有些偏颇之处。诚然，东亚的域外汉籍，不唯创作者是域外人士，原创地和传承地也在域外；而西人的汉文著述，大多有华人参与创作，原创地和传承地均在中国，与其说是域外汉籍，更接近中国汉籍。有关此点可作参照的是，往古众多天竺人参与译经事业，大量汉译佛经习惯上归入中国典籍。至于说西人的著述俱为“白话”，则有以偏概全之嫌。
我们再回到东亚。张伯伟提到日本学者往往将本国人用汉语撰写的典籍称作“准汉籍”，此“准”字似乎暗示低一档次。朴贞淑指出“准汉籍”并非贬称，原因是文化圈的中心国只有一种语言，而周缘国家则使用双语（中心语与本国语），因而“日本所称的‘准汉籍’，只不过是为了和中国‘汉籍’相区别而已。韩国也有‘汉籍’和‘韩籍’，这是汉文化圈周边国家之共同的文化现象”。
上述两位所称“准汉籍”系日本汉籍的说法，在日本学术界并非主流。虽然有些熟悉中国文献学的学者，把日本汉籍称作“准汉籍”，以对应正统的中国汉籍；但也有些日本学者着眼于本土文化，将本国人士撰著的汉文书籍，从文体上区分为“纯汉籍”与“准汉籍”，前者一依汉文规范，后者夹杂日语文法。在日本享誉汉学研究重镇的二松学舍大学，2004年获准创建全国唯一的“日本汉文学研究”国家基地，其标志性成果是构建了“日本汉文文献目录”数据库，按“日本汉文”、“和刻本汉籍”、“准汉籍”分类，对“准汉籍”定义如下：“汉籍本文经日本人加工，从而改变了原本的形态……比之和刻本汉籍，日本人加工的痕迹尤为明显，所以更接近日本汉文。” 这大概是目前日本学术界最专业的定义，可作为借鉴。据此，“汉籍”（中国汉籍）与“日本汉文”（日本汉籍）是对应概念，“和刻本汉籍”类乎“汉籍”，“准汉籍”则接近“日本汉文”。
域外人士累代创造的数以万计的汉籍遗产，无疑是域外人士的精神发露，根植于异域土壤，汲取异域的历史养分，因而研究的起点在域外；与此相对，中国汉籍在域外的延伸扩展，尔后被抄写刊刻乃至注释考据，属于发自中国源头的分流，所以研究的基点在中国。两者互相辉映，蔚成景观。
总之，“汉籍”从中国传播到东亚，又从域外回馈至中华，再经两岸学者呵护，升华扩容为超越时空的“域外汉籍”新概念。如此环流吐纳而生生不息，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斯，东亚文化的真谛亦当在此。笔者在此建议，“汉籍”为不分时代、不别国籍、不拘种类、不囿内外之总称，中国人原创称“中国汉籍”，日本人原创曰“日本汉籍”，以此类推。由此，既可彰显中国文化普惠四邻之辉煌，亦可观摩东亚各国孜孜不倦之创意，庶几臻于“和而不同”之理想境界。
来源：王勇：从“汉籍”到“域外汉籍”
